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，曹操发迹稍迟，因而其声望、实力在初始阶段远不如袁绍、袁术、刘表、公孙纘等，但最后的赢家却归属曹操，究其原因，曹操用人智慧之超迈群伦，实堪玩味。
    早在铲除宦官、匡扶汉室的政争中，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袁绍与曹操曾经一起讨论时局。袁绍的打算是，“若事不辑”，“吾南据河，北阻燕代，兼戎狄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”。曹操则曰：“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”简简单单一句话，看似没有实际内容，却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谋略——把人才问题看做政治斗争中最根本的战略问题。而后来的许许多多事例都证明，曹操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始终把网罗人才当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图，唯才是举，“官方授材，各因其器，矫情任算，不念旧恶”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汉魏间最庞大最优秀的一支人才队伍，文有华歆、王朗、王粲、阮瑀、陈琳等，谋有荀彧、郭嘉、毛玠、荀攸、贾诩、许攸、程昱等，武有徐晃、张郃、诸夏、诸曹等，而曹操正是靠这样一支队伍，战胜对手、“克成洪业”。
    在这一高超的总体战略之下，曹操的用人智慧还有以下几点可说。

1、求才若渴，唯才是举。在互相攻伐、争夺政权的进程中,曹操为罗致人才，共发布过三次求贤令,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。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(210年),令曰:“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‘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,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'若必廉士而后可用,则齐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?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?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,唯才是举,吾得而用之。”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,令曰: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,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,苏秦岂守信邪?而陈平定汉业,苏秦济弱燕。由此言之,士有偏短,庸可废乎!有司明思此义,则士无遗滞,官无废业矣。”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,令曰:“昔伊挚、傅说出于贱人,管仲,桓公贼也,皆用之以兴。萧何、曹参,县吏也,韩信、陈平负污辱之名,有见笑之耻,卒能成就王业,声著千载。吴起贪将,杀妻自信,散金求官,母死不归,然在魏,秦人不敢东向,在楚,则三晋不敢南谋。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,及果勇不顾,临阵力战;若文俗之吏,高才异质,或堪为将守;负污辱之名,见笑之行,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,其各举所知,勿有所遗。”网罗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纸榜文就能解决，但这三道求贤令显然也不是在作秀，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态真是跃然纸上，让人心动。事实亦复如此。只要有高人来归，曹操就情不自禁，喜形于色。如初平二年(191年)，荀彧弃绍投操，被操赞为“吾之子房”；又如建安五年，许攸弃绍投操，喜得曹操“闻攸来，跣出迎之，抚掌笑曰：‘子远，卿来，吾事济已！'”
    2、集众智，用众力，不搞一言堂。汉魏之际，就用人本领而言，实无人能出曹操之右。在专制社会，最怕那些昏君权臣拒谏，搞一言堂，堵死群臣建言之路。曹操对此显然有所认识，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发出一道《求言令》，旨在敞开言路，鼓励大家建言献策。开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，也坚决反对僚属的“面从”。而事实也证明，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，决不是靠搞一言堂，而是靠广泛采纳诸多谋臣的建议，其中如荀彧、郭嘉、荀攸、贾诩、许攸等在关键时刻，都提出过重要建议，贡献尤著。而每当战胜克捷、论功行赏时，曹操对于麾下多谋善断、积极建言献策的荀彧、郭嘉等谋臣也没有忘记，而是一再突出“平定天下，谋功为高”，并给予重奖。 

3、用人重大局、讲团结。建安元年,刘备为吕布所败,前来投奔曹操。曹的谋士程昱说:“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,终不为人下,不如早图之。”如果从把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一角度考虑,程的想法不无道理。但曹另有一番考虑,他说:“方今收英雄时也,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,不可。”在汉室陵夷、群雄初起之时,曹操的这一人才大局观明显要高人一筹。用人重大局，必然要讲团结。作为许下政治集团的核心，曹操常能做到以己度人，且赏功罚过非常严明，这对稳定军心、巩固内部队伍而言，其作用不言而喻。如在官渡之战后,曹操发现袁绍军中文书有若干是“许下及军中人书”，这一发现肯定令他震惊不小,如果处理不当,也必定埋下内乱的种子。但曹操在震惊之余,非常冷静也非常果断地决定“焚之”，并说:“当绍之强,孤犹不能自保,而况众乎？”这一句话，就给那些有问题的同伙吃了定心丸，也把团结问题解决了。

4、用人不拘一格，亲仇不避。用亲不必说，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。兹以张绣为例，张于建安二年降曹，寻悔、复叛,一度把曹军打得大败,曹操本人也为流矢所中,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于此役。这可谓血海深仇,任谁也难咽下这口气。但到了建安四年,袁绍不听谋士田丰、沮授等劝阻,率众十余万南向许昌、准备一举灭曹之时,为袁绍卖命的张绣却在官渡大战前夕,复弃绍而降操。曹操居然能像没事人一样,不计前嫌,不仅允降,而且还对张绣加官进爵,封为列侯。这种用人雅量真正难得,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气度。又如建安九年,曹操在攻破绍军大本营邺城之后,“临祀绍墓,哭之流涕;慰劳绍妻,还其家人宝物,赐杂缯絮,廪食之。”古之史家有的颇不以曹操此举为然,“尽哀于逆臣之冢,加恩于饕餮之室,为政之道,于斯踬矣。”从儒家道德角度看，这种批评当然不无道理，但曹操是政治家，不是道学家，他旨在通过这一形式，向时人表明自己在把对手打败后,仍存一份英雄相惜的恻隐之心。这对于那些一直在与他作对的对手而言，正好起到一种心灵感化与心理威慑作用,同时也衬托出曹操的政治家气度。因而，此举恰恰映衬出曹操对网罗人才问题的思考苦心孤诣，非凡夫俗子所能及。